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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宝体育下载app:广州东山柏园:“史语所”始创地何止中国现代考古从这里起步发布时间:2022-12-04 10:07:48 | 来源:欧宝体育app官方下载 作者:欧宝体育手机版app下载

  近代以来,广州的东山一带名园林立,有逵园、春园、隅园、简园等……曾见证过广州开始近现代城市建设、中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等重要历史时刻。

  近年来,在学界多方探寻下,此区间内位于广州越秀区恤孤院路12号的柏园,被确证为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创办旧址。

  因缘际会,今日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竟然与柏园比邻而居,在这里工作的人们由此对这一旧址的保护与研究感受到了别样的责任。

  2022年4月18日,该院收到国家文物局批示,正式启动对柏园的修缮保护工程,多方助力之下,目前已取得了若干实质性进展。

  连日来,该院专家带领羊城晚报记者,通过实地踏访、爬梳史料,力图连结起这座东山小楼的今昔,一窥它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独特位置与风貌。

  记者在寻访时看到,柏园有独立院落,院中两棵古树已高过楼顶。以中部伊斯兰风格拱门为界分为东西两座,风格与装饰基本一致。一楼有尖拱券柱廊入口,二三楼从中部楼梯伊斯兰风格拱门进入,民国风格的水泥楼梯和木质扶手保存尚好。

  拾梯而上,每层均有独立洗手间和厨房,独立成户,室内仍保留着民国时期花砖地面以及色彩艳丽的满洲窗。经过专家们组织一个多月的清理,室内空间逐渐阔然开朗。

  据广东省文物考古文物研究院院长曹劲介绍,当时“史语所”租用的是面积较小的柏园东座。历经百年,该建筑格局现还大体维持,但由于缺乏妥善的修缮和日常保养,内部结构也有所改动。

  尤其是每层都被分隔成几户,到处杂物堆积,电线网线凌乱,部分墙体和栏杆脱落,文物存在安全隐患。

  1926年,他结束六年的旅欧生活回国,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长。1928年,他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就在中山大学语史所并初具规模之时,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中央研究院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并请蔡元培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4年前,孙中山先生离粤北上,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有设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之想,此刻终于得以实现。

  傅斯年充分发挥了他灵敏的嗅觉和迅捷的行动能力,雷厉风行。他于1928年正月赶到上海,向蔡元培提出“借用在广州之语言历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建议,立刻得到赞同。3月,傅斯年、顾颉刚和杨振声三位获聘常务筹备员,服务于后来的中研院史语所。

  1928年5月,傅斯年在史语所筹备期间发表了立所纲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规划本所为八组,包括史料学、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学、敦煌材料研究、人类学及民物学。

  《旨趣》一文更留下了最为时人及后代所津津乐道的——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等响亮口号。这也被后人视作傅氏一生治学的纲领。

  接着,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东莞人容肇祖,受傅斯年委托,出面洽租新所址。容肇祖相中了东山柏园,看过现场后写信给傅斯年:“柏园上下三层, 每层二大间四小间 ,但大者太大而小者太小……柏园颉刚兄看过云不太合用,这一宗事,当费踌躇也。”

  也就是说,顾颉刚当年对租用柏园颇有不同意见。而这几句描述,也为专家们对照今日柏园的楼层布局来确认史语所旧址提供了证据。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晓斌告诉记者,由于史语所的人员跟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高度重叠,又暂借中山大学地方办公,两个研究所几乎完全混淆,因此傅斯年认为必须尽快搬出中大。

  从上海回到广州后,傅斯年即召集同人开会,马上拍板第二天就搬进柏园。本来,工作人员草拟的会议记录,写的是“定下星期迁入”,傅斯年亲笔将“下星期”改为“明日”。

  1928年10月22日,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柏园正式成立。据《顾颉刚日记》中记述,由于事出匆忙,史语所一开始连个招牌都没有,直到10月29日,顾颉刚应傅斯年之请,挥毫写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才开始名正言顺。

  底下左边作会计庶务办公室及会客室,右边作人类学工作室,二层楼作图书室及研究员工作室,三层楼左边作所长秘书办公室,右边作试验语言学工作室……”

  这是中国第一个国立的现代人文学科研究机构,聚集了一批其后享誉世界的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学学者。史语所同仁们在殷墟考古发掘、古文字、民俗学、方言调查、人类学、民族学等多个领域取得辉煌成绩,奠定了中国现代新学术发展的起点。

  中国第一本官办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学术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也创办于此。

  傅斯年做事雷厉风行,史语所还在筹备,他已经启动了实质性的研究工作。自晚清甲骨首现河南,即引起学界的瞩目与讨论。1928年傅斯年受命组建史语所,随即通过中央研究院把 “殷墟发掘”纳入了工作范围。

  1928年8月,中国古文字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董作宾,就作为史语所筹备处的派遣通信员前往河南安阳殷墟进行调查,期间得知了当地小屯村仍有大批甲骨出土。

  10月,傅斯年委任董作宾在安阳进行试发掘,发现少量甲骨及其他器物,最重要的是还获得了关于埋藏地点等重要信息。

  许瑞生在《“史语所”在广州创建时期的历史研究》一文中指出,当年安阳的考古现场虽然在河南,但计划制定却是在广州。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李济, 1928年11月经欧洲、埃及和印度返回中国时,途经广州,即被请去见傅斯年。

  两人初次见面,傅斯年开门见山问李济,是否能任正在筹组中的史语所考古组负责人。两人一拍即合,李济开始在广州拟定考古组的工作计划。

  当年12月,史语所即增派李济前往主持对殷墟遗址的科学发掘,这至今仍被看作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开出新天。1929年3月,由李济、董作宾主持,在安阳小屯进行第二次发掘。这也是李济首度主持殷墟的考古工作。

  时至今日,史语所已经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学术的重要源头之一。它从1928年3月开始筹备、10月在广州柏园正式成立并开展工作,直到1929年6月迁往北平,虽在广州为期只有一年左右。

  但在这栋东山小楼所筹谋的各项学术大计,汇聚了陈寅恪、陈垣、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顶级学者;在此间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首创了“集众研究”模式的先河。

  从傅斯年所长亲手列的名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史语所除汇聚了陈寅恪、李济、史禄国、罗常培等专任研究员外,还聘有丁山、刘复、陈垣等兼任研究员,胡适、朱希祖、林语堂、沈兼士、马叔平、顾颉刚、俞大维、容庚、徐炳昶、辛树帜、商承祚等特约研究员,董作宾、余永梁、徐中舒、容肇祖、赵万里等为专任或特约编辑员,以及三位外籍通讯员。

  我们在档案库中查找到一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详述了该所1928-1929年所展开的全面工作,其中第三章以“本所在广州时工作情形”为题展开内容。虽只是简纲概述,却仍不难看出史语所开拓中国现代学术的雄心及贡献,远不限于考古学。

  在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调查方面,史语所开创了由官方学术机构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众多,史语所在广州初创时期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进行民族学调查研究。该所一直与中大语史所合作,由史禄国、杨成志、容肇祖等联合开展云南民族调查。

  此间成果最为丰富的是杨成志,他历时近两年在金沙江沿岸进行了调查研究,深入罗罗族群对其社会、语言、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这是西南民族研究的开创之举,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学家辛树帜先生率队深入广西瑶山进行考察,并受托对瑶民进行民族学的考察,他们白天深入林中采集动植物标本,晚间则向瑶民学习歌谣,标注方音,并收集了大量民俗标本,这是国内学术机构第一次对瑶山开展的系统性调查研究工作。此外,史语所还派出黎光明赴岷江上游进行川康民俗调查。

  赵元任、罗常培两位中国现代语言学重要奠基人,是当时语言组最先聘任的研究员。赵元任在史语所的首项工作即是进行两广方言调查。

  史语所后续曾迁转多地,包括在抗战时期,仍然深入田野持续进行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调查研究工作,都始于广州初创时期的学术传统。

  赵元任在1928年底至1929年初获取的两广调查方言资料,在数十年后撰写的文章“中山方言”和“台山语料”中仍然有使用价值。

  一方面想法子多得点语言的材料,一方面想法子利用向来没有很用过的语言记录跟语言分析的新工具……

  这份报告显示,当时史语所正是按照按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预设的八个组开展工作,只是文籍考订组因故未办起来。

  报告中还提到:“因南中(国)富于方言民族诸科材料,遂以一部分设于广州;又因史料在北平最富,故别将一部分设于北平。”

  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经史语所于广州调度而在北平开展的工作也很突出。例如陈寅恪先生主持史料学组对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收购及整理、研究,刘复先生主持的民间文艺组对北平孔德学校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的借钞和研究,陈垣先生主持的敦煌材料组工作等,都令后世学人高山仰止。

  在1928年史语所创办时出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的封底,标示了“本所所址:广州东山柏园内”,并特别注明“此为暂址后来或须迁京或北平”。

  考虑到学术研究、学人聚集及资料资源之便,史语所于1929年6月迁到北平北海静心斋。研究所这次离开柏园,不少参与筹建史语所并做出重大贡献的学人,由于各种原因也未能相随。

  顾颉刚因不愿辞去原教职,最终没有进入新成立的研究所。有的则因学术领域之故,放弃北上。而民俗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在南中国,史语所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也都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方向的年轻教师,因而选择留在广州。

  后随时局变化,史语所共历经九次迁徙。1933年3月迁往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1934 年10月迁至南京鸡鸣寺“北极阁”。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史语所又被迫先后一路南迁湖南长沙圣经学校、云南昆明龙头村、四川宜宾李庄镇板栗坳,1946年底随着抗战胜利重新回到南京,1949年迁往台湾。

  近年来,广东对柏园修缮保护高度重视,时任副省长许瑞生曾多次带队赴现场实地考察、调研。2022年起,许瑞生以住粤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对广州东山柏园历史遗产保护进行自主调研参政议政,对史语所在广州的创办历史多方搜寻资料,完成了二万五千字的专题研究报告,提供给各级政府和文化机构参考。

  目前,在大陆的史语所旧址,除位于广州的柏园和建筑已消失的上海“小万柳堂”外,均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部分已开辟为纪念场所,供后人参观游览。5月31日上午,许瑞生再次率队赴柏园开展调研,督办此重要文化旧址修缮活化项目的提案。

  曹劲:史语所为中国现代考古事业做出的最大贡献,便是主持开展对殷墟的田野考古发掘。在近代,由我国学术机构计划、主持而进行的科学调查和发掘,其实就是从河南殷墟考古开始的,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民国时期的“中研院史语所”是我国第一个国立考古机构,在广州筹备之时它就设有考古组,并先后派出董作宾、李济等赴安阳进行调查发掘,开启了举世瞩目的殷墟发掘工作的序幕。

  1949年以前,史语所是我国进行田野考古工作最多的 学术机构,培养了大批中国考古学界的先驱。傅斯年先生在史语所成立时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也成为考古学界的名言。

  曹劲:北方军阀政府造成的社会动荡,促使大批学人南下,客观上为这个研究所的成立提供了一个学者资源的前提。傅斯年先生回国之后执教于国立中山大学,就延聘了顾颉刚、罗常培、丁山等知名学者,再加上容肇祖、商承祚、杨成志等广东优秀学人,组织成立了国立中山大学语史所,并积极开展历史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成立时,中大语史所已有的资源和学术成果便成为宝贵的助力和便利,为史语所的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另一方面,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多样,方言种类繁多,为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史语所筹备及初创于广州,主要的研究工作也集中在这些方面。

  曹劲:柏园是民国时期在东山口片区乃至广州市体量较大的一幢居住建筑;有较大的庭院。建筑有效利用地段梯形地块特点,做出了主体看似对称、但有差异的三合平面,平面划分严谨,方便业主自用或单层出租为公寓使用,在功能设计方面是有很强的适应性的。

  柏园体现出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也是广州近代建筑融汇中西建筑文化的代表,比如建筑南面中部带有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拱券门廊;东西两翼入口的爱奥尼柱式双柱组合支撑的门廊和露台;它还有带涡卷的平券窗楣以及多处拱券门楣等等。天井上方的歇山筒瓦屋面屋顶,又是带有传统的岭南建筑风格。

  柏园在结构上采用了砖砌体与钢筋混凝土结合的方式。清水砖墙砌筑施工水平很高,外墙层檐线、混凝土梁、楼梯踏步等均有细腻的线脚,有着较高的工艺水平。

  曹劲:考古院承担如此具有重大意义的建筑保护修缮,非常荣幸,同时也深感有责任利用我们院的专业技术力量,修缮好、保护好柏园。

  柏园修缮与保护利用迫在眉睫。该建筑历经百年沧桑,加之近年来存在住户不当使用和随意改建、加建的问题,而且长期缺乏有效的保养,故现在建筑残损情况比较严重。墙体开裂、门窗损坏、构件缺失,尤其是屋面漏水和下水道堵塞特别严重,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文物本体的安全。特别希望能尽快全面开展修缮工作。

  曹劲:目前我们收到来自国家文物局的批示,正式启动了对柏园的修缮保护工程。因为这个旧址一直有住户居住,之前能进入实测的主要是西侧三楼和楼梯间等公共空间。

  从今年4月12日起,我们已正式启动建筑的测绘和现状勘察,针对开放空间已建立了柏园的数字化档案。目前住户正在搬迁,我们将完善测绘工作,同时继续进行日常监测,并尽快提出修缮设计方案。

  如今广东正在大力推动高水平的文化强省建设。柏园的保护修缮,对于岭南文化“双创”、对外传播中国故事和广东故事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曹劲:民国时期“中研院史语所”是中国第一个以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为主的国立研究机构,奠定了中国现代新学术发展的基础,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史语所筹备并创办于广州,第一个独立所址在柏园;它作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学术殿堂之一,这里曾经活跃着傅斯年、顾颉刚、李济、赵元任等著名学人的身影,这段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追溯的故事。

  经过保护修缮的柏园,重现历史风采,将成为讲述这些故事的最好载体。东山拥有红色文化、华侨文化和学术文化、建筑文化等众多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利用后的柏园将与周边中共三大旧址等文物保护单位、培正中学等百年名校以及东山洋楼建筑群相映成辉,丰富东山历史文化内涵,讲述更为精彩的广东故事。

  1928年在广州成立的“史语所”是中国首个国立考古研究机构,而现代中国第一个职业考古学团体——黄花考古学院,也在1931年诞生于广州。

  1928年的广州文博界尤为蓬勃。1月,中山大学语史所宣告成立,后下设考古学会,商承祚任主席。同年,作为民间考古团体的“中华考古学会”也在广州成立,颁布了自己的宣言及简章,强调考古学在西方早已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将自己定义为具有文物保护职责的组织。

  1928年,广州市政府重修镇海楼,并组建广州市立博物院。该院即今天广州博物馆的前身,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也是此后二十年间广州考古活动的核心机构,组织了多次的古物发掘。时任中国新闻学校校长和中华考古学会主席的谢英伯被聘为广州市立博物院筹备委员,并负责历史博物馆。

  上世纪20-30年代,广州城市建设进入新阶段。随着广州老城墙的拆除,城区范围的拓展,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在持续推进,而埋藏地下的古物、古迹,也随之不断被挖掘出来。

  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协调,古物、古迹遭到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1930年发现的黄花塘路新北园后的瓦渣岗汉冢,随葬器物就被工人们私售了。

  1930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古物保存法》,申明“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的古物,概归国有”。1931年,谢英伯以“中华考古学会”为基础, 组织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职业考古学团体——黄花考古学院。黄花考古学院一成立,即吸纳刚从国外学习考古、民族学归来的留学生胡肇椿、杨成志等年轻学者,作为骨干成员。

  黄花考古学院高度重视田野考察,被视为南方致力于考古发掘事业的代表。1932年,黄花考古学院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期刊《考古学杂志》创刊号,不仅收录学院成员的研究论文,也有符合规范的调查报告和发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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